第二章（五）（1 / 1）

汽车载着一批又一批的人类来到这里，他们大都穿着款式相近——就连颜色也相近的服装，手中握着出处唯一的红色书本，凭借着对于领袖的无比忠诚，凭借着对于国家的一腔热血，凭借着正在成长的血肉之躯，以及在学校学来都浅薄知识和那场运动洗浴后的狂热赤诚，来到这里——那块后来被称为北大荒的地方，抛洒着自己的汗水，贡献这着自己的青春。

在那些朴实又坚韧的青年中有一个满头卷发的青年男子，他有着可观的身高，宽厚的胸脯以及一身在劳作和汗水中形成的强健的肌肉——这是他引以为傲的事情，在闲暇的时候，他总是喜欢和周围的小伙子们比赛掰腕子，至于赌注，有时可能是一张二分的粮票，或是半簸箩的煤球——有时干脆什么都不赌，就只分个输赢。每当他掰腕子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将袖子高高的卷起，露出黝黑坚实的手臂，将手肘放置在桌面、石板，或是田埂上——“开始。”——于是对面那张原本悠闲地脸便渐渐的变得凝重，到后来往往都会变成一种紫红的酱色，牙齿也咬的咯嘣崩作响，汗水就那么从对方的额头上渗出，又缓缓的滑行到眉梢、鼻尖，再到嘴角、下巴，最后砸在地面上，开出一朵破碎的坚强的花。

就在对方终于坚持不住，手臂终于被他压倒的同时，围观的人们总是会发出一阵惊叹讶异却又理所当然的喧哗，“庞博又赢了，”“每次都是他，我们这个生产队，就他力气最大，活儿也干的最多。——讲这话的通常是生产队的队长。于是周围的人便继续吵嚷起来，有的说，“我的活儿也干的不少，我上次一口气收完了三大捆荞麦。”有的又说，“我上次可比你多收了两捆苞谷呢。”“那又怎么样，你看看咱们那块小黑板上，工分儿最多的还是人家小庞。”讲这话的当然还是生产队的队长，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东北汉子，总是习惯性的叼着半截自己卷的烟卷——烟叶当然也是生产队里种植出来的。就在众人吵嚷的时候，有个身影却总是静静的坐在一边，看着吵嚷人群中最为壮硕的那个年轻人，看着他朴实的面庞上那一抹开朗谦和的笑容。按说这样的旁观是极其隐秘且不易被人发现的，但次数多了却难免也会露出“马脚”——于是庞博一抬头便看到了她，那个扎着两条大辫子的年轻姑娘——也是他后来的妻子，淑芬。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突如其来却又顺理成章——年轻的心总是很容易便靠近到一起，而他们这一靠近，便紧贴了三十年，期间妻子淑芬为他生下了一双儿女，而他们也在十几年前——也就是大瑶山隧道贯通，全球人口突破50亿的那一年，在离开河源20年后，庞博带着妻子淑芬和一双儿女再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一家人，一无所有，但是能干的庞博和淑芬夫妻俩终于还是在这里重新扎稳了脚跟——庞博成为了河源市邮电局的一名厨师，而他的妻子淑芬也同样成为了一家餐厅的高级面点师。经过十几年的打拼，一家人终于住进了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儿女们也终于都成家立业，而就在他和老伴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沙士”来了。

“我只能张着嘴，干吸气，感觉肺都要憋炸了。”老人说，“我感觉自己的肺都已经停止工作了，仿佛它已经脱离的我的身体，又像是被注满了水泥砂浆，我烧到39度多，而我的女儿则烧到了42度，体温表都看不到度数了。我只觉得整个人都已经飘在空中，仿佛灵魂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躯体，就那么向上飘，向前飘，一直向门窗的地方飘去。直到将要飘出病房的一刹那，才猛地一激灵——于是原本飘在半空的灵魂才又突然的回到躯体——原来我还躺在病床上。”

我本应该提问的，但此刻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觉得自已的灵魂也已经轻飘飘的从颅顶上钻出，又像一阵烟似的飘荡在病房里，就那么停滞在半空，俯瞰着屋里的一切——我仿佛真的看到了躺在病床上喘息着叙述的老人，看到了穿着厚重防护服的身影——那是我自己，我当时就僵硬的站在老人的病床前，腰伏的很低，像极了乡村河里的青黑的虾米。还有一个戴着呼吸机的小伙子——那是另一张床上的病人，他的呼吸粗重而凝滞，那个同样穿着防护服的大夫正站在他的旁边，认真而又关切的查看着他的状况。

“我当时真的觉得死了算了，与其活得这么痛苦，倒不如痛快的去见阎王。”老人紧紧的抓着我的手，皱巴的手背上青筋有如树藤般遍布着，“但是……但是她们说，她们和我说，说你不能死，你的儿子和女儿还得看着你呢，你就是为了他们也得活下去。我的痰就那么卡在嗓子眼儿，就好像塞了个软塌塌的乒乓球，不上，也不下，是那个……是那个闺女帮我吸出来的呀……”老人的眼睛用力的睁着，口中不住的喘息，肺部的杂音就像漏油的卡车发动机一样响动着，一下下的叩击在我的心口上，“我笑着还活着，但是……但是那个闺女也染上了沙士，这都是我害的，可是……可是我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谁，她们都穿着和你一样的隔离服，戴着大大的口罩和镜子……我……我……”老人说着整个人都不住的颤抖起来，紧接着就是剧烈的咳嗽。肺部的杂音连带着整个病床都在不住的作响，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房间都在不住的摇晃，门窗、桌椅，病床，甚至于吊在屋顶上的日光灯，都在不住的颤动，摇晃，直到老人的咳嗽停止，那种剧烈的眩晕感才些微的有所缓解。

我不太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的病房，我甚至也不太记得是什么回到的走廊，我只记得老人紧紧的拉着我的手，用尽全身的力气所说出的那句话：“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眼角膜捐给有需要的人，把我的尸体拿去研究，拿去研究对抗沙士——或者其他的病症的方法，只要还有一点的用处，我就希望我可以为社会再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