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谷志有（1 / 2）

我打谷志有

2018-04-15 作者： 王克明；吴思

我打谷志有

王克明

王克明，1952年出生，1969—1978年在陕北余家沟村插队十年，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现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研究，任延安余家沟村建设顾问。著有《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中华书局2007）等。

为了让自己觉得打一个被批斗者没错儿，我曾经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警惕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疏远他，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不敢面对他。30多年来，我十几次回我插队的余家沟，想靠帮村里做些事，来减轻心底的负罪感。但这种罪责却压着卸不掉，一直沉重。直到我觉得必须清算自己，才走进他的窑洞，为了那一拳，向他道歉。

到陕北插队的第二年，我们已从饥饿中走过来，但还没从“文革江湖”的习气中走出来，还没成为人们记忆中破衣烂衫的一代知青。我那时不爱劳动，日工分只给7分，头一年下来挣了700多工分，大部分时间都换了衣装歇着或串队去了。偶尔听说哪儿杀猪了，无论远近，一律去吃。那时，最舒缓情绪的事情是唱歌，最兴奋情绪的事情是打架，甚至跟同学纠集一起翻沟越梁几十里去夜袭别人。1970年头上，劳动仍然是件痛苦的事，理想的状态还是在山沟里游手好闲。但每遇人家收工回来，总有点儿无地自容。

忽然有一天，来了个“一打二反”运动，没多久改叫了“一打三反”。每个生产大队都得至少指定一个人，用于批斗。我们村没地主、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富农有一个，但生活太贫苦，人又太本分，没人想起来去斗他。于是，唯一算得上有问题的“四清下台干部”谷志有，就不幸被选中了。

余家沟农民谷志有

谷志有是我们余家沟的一个普通农民，那会儿也就30多岁。他小时候随爹妈逃荒到这深山沟，住进了一个破旧的古窑洞，开荒种地，打粮为生。人民公社化后，他入党当了大队书记。那时候余家沟吃糠咽菜，他同样家徒四壁，却不知为什么在“四清”时被开除党籍，当不成队干了。这成了“一打三反”他入选批斗的天然理由。而当时他的“现行”只是说了句“天上三环套，地上人脑(pào，落下很多)”。这是句很像谶语的谚语，在山上集体劳动时，他聊起了。大意是出现一种三环相套的天象时，地上要死很多人。具体预言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是指旱灾——那年夏天陕西旱了两个多月，放在古代就该死人了；也可能是指杀人——“一打三反”是“文革”期间的一个死人**。当时我只知道，这是谷志有猖狂攻击**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

运动一来，我压力骤减。因为，第一，要没完没了地开会。我最喜白天开会，不上山干活儿就给记工分，最适合游手好闲者。第二，游手好闲者也不能少了对**无限忠诚。拉下表情，喊响口号，就解决了，可不像上山劳动那么累。第三，插队前，因为亲属里被打倒的人太多，我没能参加红卫兵暴力造反，在一边儿失落着。眼下，能实践一下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了，我“痞子”般地跟着起哄，有了点儿人上人的感觉。第四，刚到农村时，曾立刻寻找“地富反坏右”，想看敌人什么样，没找着，又失落了。饥饿和劳苦让我们觉得这革命没啥意思，突然弄出个敌人，马上恢复了“解放全人类”的激情。

天天开会确立了谚语的反动性质，组织者便把谚语作为阶级斗争成果汇报给了公社。公社在我们邻村万庄组织了一次集中批斗会，这条大山沟里的几个生产大队，各出一个批斗对象。我们余家沟出的就是谷志有。

那天全山沟里的农业生产全停了。只要参加会，就给记工分，包括谷志有。因此，没人不来。婆姨女子们换了干净衣裳，娃娃们也跟来了，热闹得很。有人笑问谷志有：“今儿斗争你？”他笑：“噢嘛，运动嘛，要有个斗上的。”开上会，批斗对象被押到前面，低头站好，大家就静下来了。各村运动组织者发言批判自己村的人。我们村儿的发言主题是谷志有恶毒攻击**发动“文化大革命”死了很多人。然后，安排角色质问谷志有。不管他怎么回答，角色都做愤怒状，用这样的办法来煽情。我和众人便一起严肃地跟着喊口号。

一散会，队干让把谷志有带到旁边一处树荫儿下，坐在个磨盘上歇歇。有社员端来水给他喝。我和几个男知青却意犹未尽，起哄般围了上去。

“谷志有！”

“哦……”

“‘天上三环套’是什么意思？”

“哎——没意思嘛……”

“你他妈不老实！”

“我咋咧不老实了嘛……”

“你他妈反**反革命！”

“哎呀，我不反咧嘛……”

“你他妈老实交代！”

“哎——受苦人——交代甚了嘛？”

王克明1975年在余家沟。

坐在磨盘上的谷志有，是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陕北庄稼汉——受苦人。可是这会儿在我脑子里，他只是一个反革命、一个敌人，应该卑躬屈膝地面对我这个高高在上的革命者。他老实本分的答话，我听着都是对抗。你还不服？我心说，对敌人绝不能温良恭俭让！于是，我突然喊了一声：“你他妈还敢抵赖！”便跨前一步，扬起右臂，抡圆开来，照着他的脸就狠狠一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