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避害是我天性,斗争观念深入我心（1 / 2）

趋利避害是我天性，斗争观念深入我心

2018-04-15 作者： 王克明；吴思

趋利避害是我天性，斗争观念深入我心

张华

张华，1967年自愿到内蒙古插队，一直做牧羊女。1974年困退回京，做过售票员、医院的会计，最后从国家工商总局退休。退休后在朋友的帮助与鼓励下，闲时开始爬格子，出版过《羊油灯》、《机关大院的故事》、《燃情年华》等。

自伟大领袖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来，我就往往在对立面挂着。“文革”结束后，我感觉自己基本没站错队，便常有几分窃喜，口里虽说不恨那些整过自己的人，刻在心底的往事却像噩梦，一辈子化不开。

近年，读到《圣经》中耶稣被鞭打得鲜血淋漓、临上十字架时，曾对那些迫害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不由不感到羞愧。这就是神的儿子与我这凡夫俗子的区别。耶稣没有任何过错，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这个罪人，却在一味谴责别人所犯的罪错，闭着眼睛不看自己。我这里所说的罪，不是杀人越货之类，而是指跟神的儿子耶稣相比太不完全，距离神造人的初衷过分遥远。

人的罪性之一，即是趋利避害。我没有去迫害别人，很大程度取决于我没有这种权力与机会；试想若有这种机会，在长期阶级斗争观念灌输与洗脑之下，在高度迷信与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下，在革命形势的驱赶下，我会不去迫害那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吗？不是我往自己脸上抹屎，而是有行为可证：就是对最疼最爱我的父亲，我也曾手下无情，在他处境最艰难的时刻，为显示自己是革命的，为了表示要与他划清界限，曾向他投过一枪，只是杀伤力不大而已。

自从填履历表有了出身一栏，父亲便让我们写成“旧军政人员”。他是民主党派的，解放前曾参加过民主运动。大院里的孩子就连与民主运动不沾边的，也填“职员”，但他强调要对组织忠诚老实，结果，却把自己的子女推到了对立面。随着我处境的不断恶化，我对父亲的埋怨也逐渐加深，甚至有恨在心里发芽。

父亲最疼爱的一直是我，在心底我与他感情最深。自从因出身不好挨整后，我就开始怨恨他，爱与恨纠缠在一起，充满着无奈与矛盾。我不得不试图与他划清界限，曾写过不少思想汇报，将自己和他批得一无是处，想挤进团组织内。可是，我很快灰心地发现，这界限根本划不清，无论我怎么努力，写多少思想汇报都是一堆废纸；无论我怎么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组织的大门不会向我打开一角，还把我撞得头破血流。因进步毫无希望，争强好胜的我恨自己生在这样的家庭，怨父母不该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骄傲也随之变成了自卑。

“文革”初起，父亲的机关有人给他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他被贴得脸色铁青，眼里满是恐惧。我似乎还嫌父亲的压力不够，为表现自己的革命与赶潮流，更为了表现确实在与他划清界限，遂做起了家里的造反派，动员弟弟妹妹和我一起给他写过一张大字报。内容如今已经记不清楚，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例如他自私，困难时期曾到自由市场买过一只鸡之类。新中国成立以来，父亲变得特别谨慎，即使在家里，也常常望着天花板发呆，谈话从不涉及政治。这张揭发父亲的大字报，最后是父亲自己拿到机关去的。他觉得正常，我也觉得理所应当。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有为此指责过我。直到父亲去世的前几年，回忆往事，我才有了内疚与不安，觉得自己的行为是给他雪上加霜。其性质与那些大义灭亲的弑父者一样，只是我的手里没有足具杀伤力的子弹，我的革命意志还不够坚定，也多少有些作秀的成分。十诫中有“孝顺你的父母”。试想，一个人连给予自己生命的人都不懂得去爱，那他（她）怎么可能会真正地爱别人。所谓爱人民，不过是一种无的放矢的虚幻意念罢了。

那时，社会上整校领导的声势已经相当凶猛。我所在学校在大潮冲击下，给校长、团委书记等戴高帽游街，打人也发生过，可能跟清一色高中生有关，都不算特别狠。

运动初起，老师给校长贴大字报提意见，校长却找几位历史有问题的老师谈话，威胁要将他们的档案抖搂出来。有个姓王的老师，上大学期间正是1957年左右，反右时曾有过所谓“右派言论”，虽没打成右派分子，却已记录在案。这一谈话，搞得王精神失常，第二天在学校的楼道里突然跳出来，扬言要与**拼命。并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施政纲领与人格，只是一通胡言乱语，却已足够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猖狂进攻”。在工作组和师生代表委员会的领导下，将王整得很惨，五花大绑，跪在地上，拳打脚踢……

我校团委书记整天大讲阶级斗争，整人也狠。我们班的何景仪，听说被查出家庭出身不是小业主，而是地主，团委书记就提出要开除何的团籍，搞得何有好几个月精神到了分裂的边缘（后来，每次与她见面，她都在叨唠这件事情，可见伤痕之深，并在更年期时跳楼自杀）。后来团委书记也被批斗，还挨了打。我虽然觉得打人不对，但看着给我不喜欢的老师戴高帽，批斗他们，我都觉得挺正常，甚至有种快感。那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已经深入我心，阶级斗争与造反有理也逐渐成为植入我血液中的蛊虫。

工作组一来，就反对将矛头指向校领导，主张全面开花，大揭盖子，很像当年的反右派。特别是那位组长，对普通老师态度极坏，在全校大会上严厉指责那些给校领导提意见的老师。在他引领下，开始给老师们上纲上线，几乎是一个个过筛子。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历来爱当老师的向日葵，特别喜欢围着老师提问题。不知道是团支部的几位怂恿了向日葵，还是向日葵主动向团支部表功，他们突然贴大字报揭发穆老师，说他讲过“反对**思想不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并据此将他打成反革命。一时间，墙上堆满了声讨穆老师的大字报，有老师们的揭发，更有诸多同学的声讨。我记得穆老师那些天主动将分头剃成了光头，无论见到谁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运动开始，他曾和当时的几个年轻教师一起，给校领导贴过不少大字报，这下引火烧身了。向日葵的揭发，根据他让我们学习**主席在全国最高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起。那天下课后，向日葵向穆老师提问：反**思想是不是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穆老师拿**的话回答她，说宗教是反马列主义、**思想的，但爱国宗教人士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反对**思想不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

“文革”一起，讲的是“造反有理”。这句话特别对我们的口味，小人物被压制久了，一旦有了条件，不造反还能怎地！我们几个人写一张大字报，指出在工作组领导下，现在运动的大方向错了，不该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更不该把矛头对准普通老师。穆老师在我们班挺有人缘儿，一时动员了共11位同学签名。结果工作组长在大会上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我们。

没多久，听到工作组要撤离的消息。工作组临撤离的头一晚，陶铸突然光临我们学校。那年头革命革得人人都像打了鸡血般兴奋，不知道什么叫困，同学们大都连轴转，不分昼夜商讨革命形势，筹划对策，赶写大字报。我们这几个无法置身事外的当然也不例外，陶铸来的那晚我也在场。那时的陶铸已经是中央的第四号人物，对我们学校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幸。首长讲话大概的意思是工作组要走了，你们学校的学生代表骨干表现不错，坚持了运动的正确方向，今后就靠你们这些小将，把学校管理好……这番讲话的含义明显是把学校的管理权交给工作组支持的干部子弟。

工作组撤离大约在8月份左右，不久，以工作组依靠的骨干为核心的干部子弟组建了老红卫兵，想要领导学校的运动，但想把权力接过来却颇有些力不从心，学校里一时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压在我们肩头的山，大有摇摇欲坠的趋势，我们的队伍又有些壮大起来。实际活动中，我们以战斗组为单位，战斗组的名字就叫“造反有理”。看来，伟大领袖的这把火，也把我这从不关心政治的人点着了。我们班的这个战斗组什么出身的都有，甚至有个据说出身军统兼中统双料特务的女生，大家也一视同仁。

当初进入65中时，我心性高傲，有棱有角。三年多来，在阶级斗争这把锉刀的磨砺下，已经钝成了一块易碎的木片。回想少年时代，一心想学居里夫人，起码当个一代名医，而革命一来，却突然发觉自己一门儿不门儿，形同废物，由于字写得糟糕，连刻蜡版和抄写大字报都不配，只能跟着跑龙套，心里的懊丧与自卑可以想见。

不久，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明确了这次运动的大方向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战斗小组齐聚我的男友刘小佈家中，商议写大字报的事情。他的姥爷走过来，很激动地举着个半导体，让我们听广播中的内容。双方都兴奋，觉得自己没站错队。谁也没有预见到，这场运动将指向包括这位老人在内的当权派，并且要彻底打垮，秦城监狱一住七八年。

8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著名对联也在我校张贴，不久抄家就开始了。“老兵”们都穿起绿军装，腰间系根宽皮带，有时还将皮带解下，在空中张扬地挥舞，皮带发出劈啪脆响，金属的皮带扣撞击在木头上有碎裂的声音。听说就用这皮带扣往人身上抽，阶梯教室中摆满了抄家来的东西，听说还成为了刑讯室，不少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就在那里用肉身体验皮鞭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