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2 / 2）

“这是我们最后的方案，也是经过了慎重研究的方案，你们务必在一个半小时以内作出答复。你们的明白吗？不得超过一个半小时要回答我们。”

中方首席代表是国民党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他接过“草案”，几乎将眼睛蹭到纸上，匆匆地看了一遍，之后又细看一遍，这才小心翼翼地说了话，他希望增加一项内容：

“如果在停战区内发现妨碍治安的武装组织，我们考虑还是归中国处理为好，贵方不要因此而引起误会。”

看来他很会斟字酌句，“误会”这是个很得体的词了，伤不着对方，自己也不会太丢脸。

冈村宁次不像熊斌先生那么“文明”，他这时才将一直投向高天的目光移至中方代表的身上，说：

“你的中国代表应该的明白，只能有‘诺’或‘否’的答复，不允许对协定草案更改一字一句，不许的，明白吗？”

熊斌没有“诺”也没有“否”，只是失神似的先是坐着后来站起来，心绪不定地在屋里独自走着。他明白自己此行肩上的责任重大，不能轻易地承诺日军的无理要求，他的身后是亿万民众那期望的目光。

冈村宁次根本不允许对方轻松，逼近一步，说：

“只给你最后10分钟，必须现在而且就在中国的塘沽表明中方的态度。”

熊斌无路可退了，无可奈何地按下印章，被迫签署了不容修改一字的《塘沽协定》。

这个协定使中国放弃了长城各口，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既成事实，对日本来说，“合法”地把热河省并入了伪满领土。

长城——这是东三省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被日寇打开了。这样，贪婪的日本帝国拿着侵略华北的“特许证”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干一番他们想干的事了。

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受到中国人民包括国民党政府内部为数不少的爱国志士的强烈反对是情理之中的事，孙科、罗文干等人指责签约者使中国的主权蒙受了严重的损害。

问题还在于那些引狼入室的人执迷不悟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接着相继签订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又使贪得无厌的日寇达到了控制察哈尔省乃至河北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