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1 / 2）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中国传媒大学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旧中国与新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因此，执著于理论创新的学人们，又必须时时唤醒自己的风险意识。再说，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人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作者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去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兵

导论

一

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其他方面看，唐代都是我国历史上一段辉煌灿烂的鼎盛岁月、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时代。她所创造的文明在人类发展的整个历程中，也是如此的光辉夺目，映照千秋。唐代，早已熔铸成华夏永远的骄傲和自豪。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所总结的：

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产生于西汉，第三次**产生于明清，第二次**就产生于唐代。在第二次鼎盛中，尤其是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业品日益精巧，商业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都超迈了西汉的“文景之治”。……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唐朝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在当时的世界中，文化交流的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中国，这三个中心，又以中国的地位最为突出。……唐代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缩印本），70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很自然，对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后人总是怀着浓烈的兴趣从方方面面展开研究，从而使唐代成为学术王国中的一方沃土，成为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硕果累累、层出不穷的一大领域。“中国学者因视它为**和影响的鼎盛时期和在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王朝而深为注意。日本学者之所以专心致志于隋唐时期的研究，不仅因为他们对这一时期有内在的兴趣，而且因为在此期间日本深受中国制度的影响。……西方学者也早就对这一时期着了迷，1753年耶稣会宋君荣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方唐代政治史；近几十年（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笔者注），他们为促进人们对唐代的认识又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在我们看来，唐代文明不仅集古典世界之大成，而且亦开近世历史之新声。其“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开放吐纳之象，“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昂扬奋发之气，“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奋发进取之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高瞻远瞩之怀，在在都既凝聚着中国古典的精华，又与后代世俗化气脉隐隐相通。至于其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创设，如以开科取士为基础的文官体系和以《唐律疏议》为蓝本的法理架构，对近世历史的意义就更为明显突出——“前人之述备矣”。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制高点，从这一制高点上“瞻前顾后”，最容易把握五千年文明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在充满机遇与挑战、交织希望与危机的21世纪，身处精神分崩离析、灵魂无家可归的后现代，唐代文明的遗产便愈发显得珍贵。因为，正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在对比唐宋两代的总体特征时所概括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当然，说唐世的人文气质能够化解现世的理性板结，无异于说唐代的藩镇割据实为北洋军阀之先导一样似是而非、不着边际。但唐代文明及其“抒情诗气质”［美］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无疑可为现代社会的健全发展提供丰赡的文化资源和多维的现实参照。这也许正是越来越多的学人，锲而不舍地探究唐代文明及其蕴涵的诱因之一吧。

二

相对于唐代其他领域如火如荼的研究，新闻传播方面的探讨无疑还比较冷清寂寥。与人们对近代新闻事业一茬一茬深耕细作的局面相比，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整体上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尽管近三十年来，少数先驱者从不同地点踏入这片学术园地，开始垦荒、耕耘并且有所收获，但毕竟由于起步较晚且该领域牵连广泛，迄今成果屈指可数，先驱者的孤独身影在如此广袤的天地间，也如美国早期开发西部的拓荒者一样兀立荒原，形单影只。

关于唐代的新闻传播，戈公振在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新闻发展史的著作《中国报学史》（1927）中，仅以有限的篇幅提了一下唐人孙可之《经纬集》里一篇读“开元杂报”的文章。此后约半个世纪，人们对唐代新闻传播的认识大致都停留在这一水平，进展不大。唯一的例外是台湾的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先生，他在1966年发表的《唐代报纸研究》一文中，“从开元杂报说起”，进而谈到了唐代的“报状与进奏院报”。参见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另外，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也有两节专论“开元杂报”与“进奏院状报”，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

直到20世纪80年代，坚冰才开始融化，局面才开始活跃，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才开始显露新的生机。导致这一转机的因素大略有二：一是伴随新闻学术春天的到来，新闻史的研究也大踏步地迈进，不断将探讨的触角伸向未知的领域；二是传播学的引进，使学术观念豁然开朗，许多以前颇显逼仄的论题一下变得丰富多样，意蕴深广。在这一开风气之先的思潮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先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人。他发表在《新闻学论集》第五辑（1983）中的论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是一篇影响广泛的学术力作，以坚实的功力、翔实的考证和完善的论述，提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应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之报纸的论点。

方先生这一结论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极大兴趣。时隔不久，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唐史学者张国刚先生（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便在《学术月刊》1986年7月号上发表了与方先生商榷的文章《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所谓两份，一指方先生文中论及的、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编号为s.1156的归义军进奏院状（887），一指张先生自己发现的一份年代更早的、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3547的归义军进奏状（约876）。张文的结论已在标题中挑明，即进奏院状不是“报纸”，而是“文书”。此前，张先生已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一文（1986年3月25日），表达了上述观点。在我们看来，方先生探讨进奏院状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结论本身——虽说他的结论已是非同凡响——而在于从一片混沌中抓住了一个衍生力极强的学术话题，进而带动起实际上也已经带动起许多相关的研究。借用传播学议题设置理论（agenda瞫etting），方先生等于为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设定了议程。对此话题大家尽可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却不得不说着同一话题，而在这片众声喧哗的纷纷攘攘中自然会触发许多意想不到的新知，进而使这方面原已显得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探讨，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灭变幻中，不断向纵深处全面拓展。也就是说，进奏院状这步棋走活了，整个唐代新闻传播研究这盘棋也随之走活了。所以，我们说方先生在此的贡献首先还不在于解决了一个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而在于以其通达的识见提出了一个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问题。即使有朝一日他的结论被改写修正，但他的创见对唐代新闻传播研究所具有的非凡意义却不容置疑，正如日心说虽已过时但它对科学发展的非凡贡献则无可估量。

三

除方汉奇先生之外，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姚福申先生也曾在唐代新闻传播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默默劳作，获得较为突出的实绩。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他已发表了下列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

《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刊《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4辑。

《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刊《新闻大学》1982年总第5期。

《〈开元杂报〉考》，刊《新闻学论集》1985年总第九辑。

《唐代孙处玄使用“新闻”一语的考辨》，刊《新闻大学》1989年第1期。

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史料周详，实事求是，在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中独树一帜，正如方汉奇先生所称道的：

他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他所写的文章，论证绵密，言必有征，时有创获，不落前人窠臼，是很可钦佩的。方汉奇：《读〈《开元杂报》考〉一文后的断想》，载《新闻学论集》，第九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尤其是《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一文，以露布、条报、进奏官报、邸报、榜文等为主，较全面地梳理了有唐一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整体上展示了其面貌与特征，尽管不免于先驱者难以规避的粗疏缺失，但仍不失一篇颇有价值的开创性文字。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播研究的深入和传播学理的渗透，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孙旭培先生所倡导的“本土化”活动参见《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另见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唐代的新闻传播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如，1996年暨南大学新闻系的李异平和陶第迁二位先生发表的《论唐代的对外传播》一文见论文集《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首次论及唐代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揭示了唐代这方面传播活动的类型(政治传播、儒家思想传播、经济和科技传播、文化传播、宗教传播等)和方式（和亲、授学、商贸、民间往来等）。再如，刘光裕和郭术兵二位先生在1997年第1期《齐鲁学刊》上发表的《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一文，虽然重在文学，但对我们的研究也不无启发。

当然，总的来看，对唐代新闻传播领域的考察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了解与认识还远不够清晰、完备、深入、系统。尤其是，许多与新闻传播有关的问题尚未触及，即便一些论及的问题也仍然不无暧昧、模糊乃至抵牾之处，甚至个别仿佛已成定论的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推敲。迄今为止，最详尽、最充实地勾画唐代新闻传播风貌的，还数方汉奇先生等所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一书中由方先生执笔撰写的有关章节，字数约两万字。其中所着力阐述的、同时也是学界所普遍关注的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为孙可之所提到的“开元杂报”朱传誉先生认为，“所谓‘开元杂报’只不过是唐开元年间，杂乱的新闻信”，其中的“报”字乃是动词，不是专有名词。见《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前言1页、111页。二为唐代进奏院状报。其他有关新闻史的著述，其实也大多不逾这两项。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徐培汀与裘正义二位先生合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一书，在讲到“隋唐传播事业和官报体系”时，就基本沿用了上述研究中的观点，重点依然是“开元杂报”和进奏院状报。这既反映了研究的现状，又展示了研究的前景。“前人智力之所穷，正后人心思之所起”（纪晓岚），在唐代新闻传播这方学术天地中，先驱者披荆斩棘的努力已为后来者打开了缺口，踏出了道路，甚至提供了可以依凭的落脚点，他们许多原创性的观点更像夜幕笼罩中的一座座灯塔，引领探险的人们向神秘未知的领域前行。他们止步的地方，正是后人起步的地方，用纪晓岚的话说“有所藉者，易为力也”。

另外，令人感到慰藉的是，在纷然杂陈、森罗万象的隋唐研究中，有不少大家在追逐各自感兴趣的目标时，曾不经意地涉足新闻与传播活动领域，留下深浅不一的足迹。由于勾连繁复，这类材料不可能悉数列举。如关于韩翃由“邸报”得知授官一节，就有傅璇琮先生《关于〈柳氏传〉、〈本事诗〉所载韩翃事迹考实》和周绍良先生《〈柳氏述〉笺证》等文可供参考。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再如关于唐代的邮驿制度，陈沅远先生也曾在《唐代驿制考》一文中早有论述。参见《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至于像陈寅恪、向达、岑仲勉、王仲荦等先生在其史著中所提供的线索与启发，就更是不胜枚举了。这些著述与《旧唐书》、《全唐文》、《全唐诗》等一手资料一样，都是研究唐代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依据。

四

从纵的时间维度看，我们所说的唐代新闻传播并不仅限于有唐一代，即从618年唐高祖立国到907年唐哀帝禅位。因为，唐王朝的历史生命同此前的隋朝和此后的五代十国构成相对完整的板块，形成血脉相通的肌体。隋朝的历史虽然短暂,从581年到618年不过三十多年，但它却为唐帝国的空前统一与繁盛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就此而言，隋朝与秦朝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两代而亡的短命王朝，但都建下一种为来世开太平的丰功伟业。没有秦朝便不可能有汉朝的强大，没有隋朝同样不可能有唐朝的崛起，范文澜先生说得好：

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至于从907年梁太祖朱全忠即位到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的五代十国时期，看似朝代更迭，天子辈出，城头频换大王旗，但整体格局实为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历史之延续。如以统一与分裂为视角，那么从隋初到唐中叶的安史之乱爆发，统一的趋势不断强化；而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不断加剧，这一升一降的持续运动，也使隋唐五代成为无法割裂的历史板块。探讨唐代的新闻传播，自然应遵循史家的这一共识，即将上限推到六世纪下叶，而将下限延至十世纪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