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废约初议（2 / 2）

“海关税则轻重皆由己定，布告各国，俾令遵行而已。未有与他国协议而后定者。”李想道：“欧西各国以商为重，全国上下所皇皇然朝思而夕行者，惟惧金钱之流出于外。我国之产广输于人国，于是且减轻出口之税，使之本轻而得利。人国之产勿入于我国，于是不必需之物禁之绝之，其必需者移植而种之，效法而制之，且重征进口之税，使物价翔贵，他人无所牟利。故收税之权必由自主，得以时其盈虚而增减，之所以富国。而中国的收税之权则毫无自主，必与西人议而后能行而就海关税则的标准而言，东西方相差也非常悬殊，西方各国的进口税一般是值百抽三十，甚至有高达五十、七十的。而中国的进口税只有值百抽五而已，此为天下至轻之税。然而，外国商人还不满足，又想内地通行一概免厘，议纳子口半税，又欲议减税，议减厘，贪得之心，有加无已。”

这正是李想所以议加税悉由自主的原因。这种特殊的关税制度具有重大的危害性，由于关税不能自主，中国的海关金钱严重流失。金钱流失已经使清末民初的中国上下穷困，举国嚣然，弊端已见。日积月累，后果将不堪设想。满清的外交问题中创痛最为深重的莫过于“输币”和“割地”两大事，而当时中国海关的金钱流失之危害，远远大于此。李想分析道：“今金钱流出之数，比之岁币不止十倍。而割地予人，犹人之一身去其一指，其他尚可自保。若金银流出，则如精血日吸日尽，羸弱枯瘠，殆不可救药矣。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尚无利我土地之心，只有日取吾财，故金钱流失问题，无形隐患，关系甚大。”

自条约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在关税问题上，国人一般只关注关税收入的多少，对于海关的输出与输入的状况并不留意。对于这种只问税之兴衰，不问输出入之何若的现状，作为一个穿越人士的李想感慨万千。他指出：“税之多寡，于国关系不重，惟输出之金银多于输入，則民生窘而国计危矣。财为生命之源，拱手而致之他人，民贫而乱作。”

李想暗指的是昨日之太平天国，今日之辛亥革命，还有埋藏在明日之新民主革命。

民窘国危局面的根源在于税则由他人商定。如果税则自主，重课进口货，金钱输出不多，就不至于有这种窘境。他再一次强调：““税则自定之”一语，一乃全国安危之所系，不可以不谨。”

在李想看来，税则自主是前提，加税是手段，目的是防止海关金钱流失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从而把关税问题从纯粹的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

“与关税问题同样重要且具有危害性的另一个条款是治外法权，其为天下极不均平之政。管外国流寓之人是亚洲独有的现象，具有明显的侵权性，在西方被称作治外法权。”为此，李想解释说：“治外法权，谓所治之地外而有行法之权。治外法权在条约中虽然体现出持平原则，但事实上并不公平，因为刑法有彼轻此重之分，禁令有彼无此有之异，利益遂有彼得此失之殊。治外法权的侵权性还波及本国人的管理。某些不法国人依仗外国势力冒禁贪利，但由于条约中有商民归领事管辖的条文，西方领事进而把租界当作共治之地。本国人互讼的案件，领事亦出坐堂皇参议。政府一有禁令，租界便成为逋逃主萃渊薮。这已是法外用法，权外纵权，我条约之所未闻，彼外部之所未悉。”

宋教仁不禁怔了，皱眉道：“中国与西方各国缔结的条约皆威迫势劫而后成议，其取我财贿，伤我利权，是时候该修约了。但是放在汉口能成的事情，放在全国未必准。主持改约交涉的事情还是分步走的好，第一步，中心问题还是修改条约草案，然后南京政府将修改条约草案送达驻华各国公使。”

宋教仁赞成改约的动因有两点，一是外交上其利弊而不甘心受侮，二是海关金钱流失的严重局面。

李想正色道：“这才像话。你说说看这个草案怎么拟。”

这是宋教仁的专业，李想当然要问他。

宋教仁干笑一声道：“新的条约草案出台之后，外交部致信各国驻华公使，附寄修改条约草案，希望各国公使将草案分别转送本国政府，并望各国政府派遣全权代表尽快进行谈判，在草案的基础上早日缔结新的条约，但不包括日本和俄国驻华公使。”

李想点点头，修约直接会影响日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改约，与西方各国咨商，但对临近的日俄绝不关照，这是正确的做法。兵法上说，就是远交近攻。

宋教仁继续说道：“新拟约稿其议改之意，在管理寓商及通商税则各事，其稿必须极详细，亦极公平，大略系西洋各国通行之章程。若各国通商均照此行，固无损也。”又说，“送给驻华各国公使的修改条约草案，包括修好条约及附录照会草案，和通商航海条约草案及附录，附录包括输入税目、输入税率草案、吨税规则、横滨港则等。其要点大致区分为财务和审判两大部分，即税权和法权两大问题。具体着眼于先恢复部分法权与税权。就法权而言，使港则、枪猎规则、检疫规则等行政规则适用于外国人，整顿法律和审判组织使其归中国所有。就税权而言，废除协定税率，限定数十种重要输入商品，协定其关税率。”

李想听得很留神，对宋教仁的分步计划，他原来是有些多心的，此时不禁点头称善：“介绍虽然不是非常具体，但反映了改约草案的精神，这个草案无疑可以奠定中国改约交涉的基本方针。”

“只是改约交涉的对象是欧美各国，试图修改的是欧美各国以武力为后盾所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制度。”宋教仁冷然说道。

李想对改约的前景一直持乐观的态度，他笑道：“有全国上下合力一心，加上依照西方惯例不会因为税务问题而引发战争，更何况还是这个非常时期，各国最终碍难尽拒，不能不分别酌改。”

这是他在收复汉口租界的经验之谈。不平等条约条款中危害巨大且具有隐蔽性的，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条款。李想又感叹道：“我亚洲各国，以前均未悉此种情形，故受损实多。”

宋教仁没有立即回答，只半闭了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良久方叹道：“早该想到的，或许真是如此！”

宋教仁此时神采奕奕，因为内阁之争倍受打击的心又活跃起来，像是重新找到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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