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整人的懊悔（1 / 2）

跟风整人的懊悔

2018-04-15 作者： 王克明；吴思

跟风整人的懊悔

赵遐秋

赵遐秋，女，1935年10月10日出生，浙江绍兴人。文学教授。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下，与曾庆瑞合著）、《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140家札记》（上、下，与曾庆瑞合著）、《成仿吾传》、《徐志摩陆小曼》（与曾庆瑞合著）、《徐志摩传》、《十论谢霜天》、《文学“**”面面观》（与曾庆瑞合著）、《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林园散论》（与曾庆瑞合著）、《台湾文学论集》（与曾庆瑞合著）等，又主编有《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台湾作家研究丛书》、《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乡土意识与爱国主义》、《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读文库》、《华人女作家与成名作？台湾卷》、《文学“**”批判》等。与曾庆瑞合出有18卷本的《曾庆瑞赵遐秋文集》。近年出版有记忆自己“文革”遭遇的《秋风秋雨》一书。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道：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弟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弟弟！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文革”中，**及其死党跟“四人帮”，相互勾结，猖狂肆虐十年，都可算是鲁迅笔下那种“吃人的人”；我，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其实都是被他们“吃了”的人。

然而，在我被人“整”的时候，我痛苦地想起了我也曾经“整”过人。我反复咀嚼着鲁迅那“被人吃”与“吃人”的无比卓越的论述。终于，我醒悟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就是鲁迅所说的，我在被人“吃”，我也曾参与了那“吃人”的“盛宴”。

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年级学生。我们年级有四个班，我在一班，任团支部书记。

作为学生，我经历了反“右派”斗争的大鸣大放、批判斗争和后期处理三个阶段，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记得，那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第二天，我们一班党小组讨论了班上批判“右派”的斗争，决定全班先开会批判邵家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大鸣大放中，邵家基贴出大字报《换汤不换药》，批评政府有些部门，有旧中国的“衙门”作风。在鸣放会上，他又列举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抢夺财物、强奸妇女等等事例，批评政府没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没有抗议，没有抵抗。党委给他定了两条“罪状”：一是反对**领导；一是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邵家基是共青团员，批判会的形式是团支部扩大会议，非团员列席参加，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就是当然的批判会的主持人。

一开始，我庆幸主持会议，误以为主持批判会就像中学开会的司仪一样，报告一下发言的程序而已，自己不作批判发言。说实话，当时我很困惑。一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到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邵家基固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看法，动机却是好的，是善意的批评。动机与效果是一致的，好的动机，怎么会有坏的效果呢？就当时的思想状态是，我乐意主持会议，不想发言。

1956年，赵遐秋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

哪知，批判会开得很激烈，发言的调子很高。党小组长写了纸条递给我，要我作总结发言，进一步提高士气，以利再战。可是，散会以后，党小组长说我的总结只是发言论点的客观梳理，没有归纳提高，没有战斗性，语气平平，最后对邵家基居然说“我提醒你……”应该义正词严地说“我警告你……”这充分表现了我这个人的温情主义。党小组里的另一位党员童羽还说：“你是预备党员，要在反‘右’斗争的火线上争取转正。你今天的表现，不像**员的样子。”

当天夜晚，我想了又想，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觉得，是我们**发动大鸣大放，号召大家批评、提意见的，邵家基响应党的号召，向党提出意见，即使有些事实不符合实际，有些看法片面，那也是为我们**好，是善意的批评，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再说，**不是说过，**人对待批评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既然这样，不能由于某些意见偏颇、片面，就断定人家是反对自己吧！

第二天早晨，在食堂，我遇见了牛然之。他把我拉到食堂一个角落里，关切地问了问我的想法，而后严肃地说：

“你从中学来，没经历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你实在太糊涂了。在政治运动中，特别在公开场合，你不能随意说话。你的思路不对头！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前提。现在的前提是，党委已经确认邵家基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就是效果，这就是坏效果！要知道，动机是看不见的东西，只能从效果看动机。党委认为邵家基的效果是坏的，他的动机当然也是坏的。”

他停顿了一下，又诚恳地说：

“仔细想想，其实你就是不相信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不会给你乱扣帽子！’说开了，就是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党！”

他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

他的话，让我后怕了起来！

从此，我想问题的思想变了。我接受了牛然之的批评。我觉得我的政治立场确实有问题。眼前，关键之关键是我要绝对地相信党相信**，具体说，就是要绝对地相信北大党委，相信中文系党总支，相信我们年级党支部，相信我们班的党小组，相信我们班党小组长和别的党员，相信党组织是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不会做错事的。晚上，躺在床上，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从今以后，**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决不能三心二意。”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班上开第二次批判会的前夕，党小组长通知我，批判会改由另一位党员主持。这，对我无异于当头一棒。我害怕极了。我想，我再不积极表现，我这个预备党员真的不能转正了，我的党籍真的保不住了。怎么办呢？我必须给自己立下一个死规矩，对**的话，对党组织的意见，绝不问“为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做，绝不含糊。

于是，我“义正词严”地批判了邵家基的“右派言论”。上纲上线绝不留情，声色俱厉自不待言。

于是，对于班上另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学，同样，我的批判也“义正词严”，也上纲上线，声色俱厉。

不仅是对“右派分子”邵家基等的批判，对于班上没划右派却被认定为“思想右倾”的同学，以及被认定为“有严重思想和品质问题”的另两位同学，在开展批判的时候，我也是紧跟在党小组长的后边，上纲上线，声色俱厉，显得“义正词严”的。

没有别的，我就是要证明，我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我是紧跟党中央紧跟**的，我无愧于**员的光荣称号，我是一合格的**员。

随着“文革”浩劫降临，我自己挨“整”了，我对挨“整”有了切肤的同感了，我才知道，当初，我参与“整”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恶行”了。我确信了，我被人在“吃”，可是，我也曾参与了那“吃人”的“盛宴”。

31年后的1988年5月，我在武汉大学再次见到了邵家基。迎面走来，老了，瘦了，也矮了些，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神了，他是邵家基吗？我想，这要是走在大街上，我真的不敢相认。让我难过的是，他的言谈举止无不透出那郁郁的伤感，连他的笑都散发出一种苦涩的味道。当着老同学们的面，我忍不住，站起身来，向他一鞠躬，向他道歉，我为自己参加了对他的错误批判，痛感万分羞愧……

我在1957年的表现终于被肯定了。

1958年反“右”后期，党支部大会通过并报北大党委批准我按期转正，我成了一名正式的**员。

反“右派”的斗争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从表层看，那就是要永远和**、党组织保持一致。对**的话，对党的指示，我总要积极主动从各个方面，找出之所以正确的种种理由，以心安理得地去执行。

从深层看，我成了他人思想的奴隶，失去了自我独立意识。在**的话面前，在党的指示面前，我不想，也不敢有什么想法。有时，一些问号也会在脑海里出现。不过，就在那一瞬间，我立即警觉起来。我告诫自己，不许胡思乱想，疑惑只能一闪而过。我严严地关上了存在于大脑中的那扇智慧之门。

我开始成了一名党的驯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