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2 / 2）

第二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十三四岁的农村女孩背着菜走进院子。我们初到林场，没有菜吃，公社领导号召附近生产队的农民为我们送菜，所以几乎天天都有人送菜来。看见这个农村女孩送菜来，我们赶忙收下并连声感谢她。她放下菜却磨磨蹭蹭没有走的意思。正当我们感到奇怪的时候，那女孩鼓足勇气小声说：“知青哥哥，求你们以后别打我爹了……我爹现在都起不了床……”

“啊！”一瞬间我们醒悟过来：她是被批斗地主的女儿！我们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突然间不知是谁说了声：“狗地主想收买我们！”这句话提醒了大家，众人捡起菜朝她扔去，边扔边说：“谁要你的菜！想收买我们？没门！”

那女孩愣了一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转身跑了。看见这种情景，几个女知青不满地嚷道：“不要太过分了！欺负人家小女孩算啥子英雄！”

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总是重现批斗会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她哀怨的神情。

大巴山社办林场知青“全家福”。后排右起第一人是章孟杰。

我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礼貌，要与人为善。我从来没和别人打过架，更别说先出手打人，在老师眼里我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举动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思索着。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劳改中，我无非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与反动阶级划清了界限！

后来与农民交往多了，才知道姓何的地主在当地算一个人精。新中国成立前，他家原本也不富裕，但这家伙脑瓜子活络。大巴山到处是桐子树，盛产桐油，当地农民用来点灯、漆水桶，除此以外别无他用，因此卖不上价钱。这姓何的不知怎么打听到桐油在外地是紧俏物资，就低价收购，贩运到成都卖大价钱，不久就富起来。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年，附近一个财主家因抽大烟家境败落，姓何的就趁机低价把他的十几亩田地买过来雇了几个农民耕种。新中国成立后搞土改，按政策他自然被划定为地主成分，而那卖地的财主反倒成了贫农。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难怪农民谈起他时笑他“捡了顶地主帽子戴”。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为自己当初的举动感到不安。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我那中央大学毕业、曾当教授的父亲被造反的红卫兵“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暴打直至惨死，那简直就是上天给我的报应。有人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我看未必！它除了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仇恨，还能有什么作用呢？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靠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哪里靠的是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呢？这是后话。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还多次被叫去参加全公社的批斗会。常常是几十个地主富农被民兵用枪驱赶着来到会场。他们衣衫破烂，表情呆滞。印象中最深的是一个80多岁的老地主婆，走路颤巍巍的，似乎站都站不稳，由她的两个儿子搀扶着也来挨斗。他们左胸前都缝着一块标明地主或富农身份的白布（后来上大学时读了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后，才知道这种做法源于纳粹德国。那时在德军占领区的犹太人都得在左胸上缝上一块白布，上面画上一个黄色的六角星，表明自己是犹太人）。批斗会的形式一般都是先控诉他们的罪恶，然后专门有一人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口号，会场气氛肃杀。

最初参加这类活动还有新鲜感，逐渐就感到索然无味。到后来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的父母也被批斗，同病相怜，大家终于对这种阶级斗争失去了兴趣，再逢开批斗会就纷纷当逃兵了。

1986年暑假，我带着儿子重返大巴山，去看望在改革开放中已初步摆脱饥饿贫穷的乡亲们。我又看见了姓何的地主。只不过现在他已不是地主了。“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在宣布撤销人民公社的同时，为全国几百万地富分子摘掉了“帽子”（这无疑是最能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政策之一），他现在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了。他早已忘记我曾经打过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在摆谈中我得知他又干上了经商的老本行，就是把乡亲们家里的鸡鸭及蛋类收购起来贩运到城里去卖，从中赚差价，这使他又成为农村中率先富起来的人。我为他感到高兴，我更祈愿那荒唐的阶级斗争闹剧永远不要再在这块饱经磨难的土地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