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1 / 2）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

2018-04-15 作者： 王克明；吴思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

章孟杰

章孟杰，1964年初中毕业即赴大巴山社办林场当知青。1975年秋以“黑五类子女”之身调回重庆，在磁器口码头当搬运工。1978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中学任高级教师。曾任沙坪坝区第八届、九届政协委员和第十四届、十五届人大代表。现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沙坪坝区委会专职副主委，重庆作家协会会员。

“阶级斗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报刊、广播、电影（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凡是有人烟的地方就能看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幅大标语。据说有人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进行阶级斗争就是要粉碎他们的阴谋。

说实话，未出校门之前，“阶级斗争”对我而言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关它的知识全部来自书本上和老师的教诲，头脑中的“阶级敌人”早已公式化如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之流，他们一个比一个残暴奸诈荒淫无耻。1964年9月我落户到川东北大巴山社办林场不久，就有幸目睹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并参与其中。

记得那是到达林场的第三天，一大早公社书记就上山来到林场，告诉我们今天不用出工，参加批斗大会。当时我们初到林场，临时住在农民腾出的房子里。那是一座三合院，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男生集中住在堂屋，女生住在厢房，三合院的中间是空坝，开会时可容纳200多人，主席台就设在堂屋门口。听说要参加批斗会，大家都为能亲眼见识阶级斗争而感到兴奋（现在想来那似乎是专为我们安排的），有人事后还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课。”

吃过早饭后，参加批斗会的农民陆续来到会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大多穿着用家织的土布做成的衣服，颜色是极其难看的青蓝二色，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分男女头上都裹着白布头帕，和我们的衣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坐下后，男人们就开始卷叶子烟抽，妇女们有的忙着纳鞋底，有的敞开怀奶孩子，会场上顿时烟雾弥漫，人声鼎沸。

被批斗的是一个姓何的地主，大约有40多岁。他也穿着一身破旧的粗布衣衫，除了左胸缝着块儿写着“地主”两字的白布外，和其他农民并无两样；他身体干瘦，头发和胡子花白，这也和其他农民无甚区别，只是脸上的表情是卑怯的，这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大相径庭。他站在主席台下，面向批斗者，低头弯腰。他的老婆和几个儿女坐在第一排陪斗。

批斗会开始，先由公社书记宣读他的罪状。我们初到大巴山，对川东北话不熟悉，听起来很吃力，边听边问总算弄明白大半。原来他的罪状是故意把自家饲养的牛放出去践踏了生产队的庄稼，这充分暴露了他对人民公社的仇恨心理。姓何的地主嗫嚅着说：“我有罪，我破坏了集体财物，我不该让牛挣断牛鼻索跑出圈去……”他话还没说完，人群中就有人大声呵斥他：“你还在狡赖！你明明是故意的！”公社书记高声说：“社员同志们，知识青年们！敌人是狡猾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我们要随时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听了公社书记的话，几个男知青愤怒地冲上前去揍那地主，直打得他双手抱住头，连连躲闪，嘴里哇哇乱叫。人群中马上有人喝彩：“打得好！”受到这叫好声的鼓舞，我不假思索地大步冲上前去，对那地主说：“把你的变天账交出来！”因为我在学校上政治课时，老师告诉我们，地富分子都有一本“变天账”，上面记着谁分了他的田地和财产。一旦国民党反攻大陆回来，他们就要挨家挨户变本加厉进行清算。那地主鼻孔流着血，昏花的眼睛木然地望着我，似乎没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气愤极了，一耳光抽在他的脸上，然后又踹了他一脚。地主倒下了，他的老婆哭喊着扑上前，跪在我面前哀求我莫打了。我心里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但随即看到坐在前排的他的几个儿女眼里露出仇恨的目光。

批斗会结束后，公社书记表扬了我们，说我们阶级立场坚定，敢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同时又提醒我们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注意提防地富分子的报复。他的表扬使我们都很兴奋，大家议论纷纷，都认为今天收获很大，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