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节(2 / 2)
无疑,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中**民在日寇面前表现的英勇、善战,冲击着这位外国记者的心,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他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由开始的“中立者”、“旁观者”,变为后来的:“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在一起了。”
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住所很快成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
是的,那时斯诺的家经常成为中国抗日人士和爱国青年的避难所;
有些进步的知名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日寇的搜捕、迫害,就住在斯诺的家里;
他帮助一些人化装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出北平,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到山西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他还同意东北流亡到北平的抗日爱国者在他的家里秘密设置了一部短波无线电台;
他的家中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存放着中国人的财物,从私人汽车到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宝石、钻石、翡翠、玉器等宝物。
善良的斯诺几乎每天都要为众多避难者的吃饭问题而操劳,奔忙。
……
这就是一个目睹了卢沟桥前线日寇暴行、并当面质问这些侵略者为什么不从中国土地上撤走的外国记者的当时的所做所为。
他,记下了清水节郎像疯了似的冲向回龙庙的凶相。记下了申仲明排长倒在日寇枪声里时那一瞬间的怒喊。记下了何基沣指挥大刀队夺回铁路桥的雄壮场面……岁月会风化著文。
历史会斑驳记忆。
斯诺,还有那本《西行漫记》,永远沉默不语地站在历史的堤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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